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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曲回肠话沱江

在四川众多的河流中,沱江并不显山露水,没有长江的雄浑、大渡河与岷江的澎湃以及嘉陵江的曲美,但就在不经意之间,绽露出天府别样的风采。

意味深长的地理博弈

中华文明是大地域文明,体现在地理空间上的“五岳”、“四渎”为代表,在大一统的国度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在大地上昭示王权的最简单方法就是在东、西、南、北、中各立一座山峰,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南岳衡山、中岳嵩山,五岳象征五方,象征地理上的霸权,说白了就是朕的核心地盘,也就是天下。

与五岳对应的是四渎,“渎”就是独立入海的大河,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号称“四渎”,其中,江与河是最重要的二渎,所以,中国人常常饱含激情的把长江、黄河比喻成母亲河,这是一种文化情怀。但帝王一般不这样想,有了标志性的山岳,有了标志性的江河,就有了江山,至于江湖,就留给百姓去折腾吧,所以,“处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君王簇拥起江山,百姓相忘于江湖,这是君与民的大地和谐观。

千丈之木,本于一根,江河绵远,必有一源,既然长江为四渎之首,古人就十分关心其源头所在,于是,中国第一部地理著作《禹贡》提出了“岷山导江,东别为沱”的概念,意思是岷山是长江的发源地,岷江是长江的正源,从岷江东侧分支出来的成为沱江,“沱”的含义是出于江又汇于江,沱江好像一条美丽的曲线,划过四川盆地,环绕在岷江和长江之间。

这是中国文化的经典,这也是中国科学的谬误,由于禹贡是四书五经中《尚书》的一篇,被奉为儒家经典,无人敢怀疑,直到明末,一个叫徐霞客的游客,来到金沙江边,沉默许久,终于鼓起勇气,弱弱的说了一声:长江的源头不是岷江,而是金沙江。随后,清朝的士大夫们很渺视的驳斥:“霞客不足道”,可见,《禹贡》的影响深远。

这桩两千多年的文化与科学的博弈终于尘埃落定,当我如释重负的讲述起今天已成为常识的地理观念时,并不会因为江源不在四川而觉得沮丧,而是感觉到厚厚的文化沉淀给予四川的惠泽,因为岷江经过都江堰水利工程,造就了天府之国,沱江则东流环绕,成为天府的别样光景,成为中国最有滋味的河流。

源远流长的蜀脉基因

四川古称巴蜀,四川盆地在与外界的交流中不断融合,从秦国统一天下移民至巴蜀,到明清之际的湖广填四川,要去寻找四川文脉的源头,寻找巴蜀血脉的根蒂,也许只能将目光转向沱江。

1951年,在修建成渝铁路时,考古学家在四川资阳县黄鳝溪桥基旁发现了资阳人遗址,出土的头骨化石经著名古脊椎动物专家、北京人头盖骨的发现者裴文中教授长达6年的研究,认定为四川最早的古人类遗址,属晚期智人,大约距7500年。在广袤的盆地环境中,川人的祖先为何选择在资阳?也许就是沱江的环抱有情才催生出蜀中文明的母地。

当三星堆的发现震惊天下的时候,你不得不再次叹服沱江的文化魅力,青铜器、玉石器、金杖、金面罩、神坛、神树、象牙坑、祭祀台等等,放佛打开了一个古蜀文明的饕餮舞台,一个迥异于中原的青铜帝国让世界无限想象,面对沱江上游的文化母地和高地,考古学家们一改中国文化起源于黄河流域的“一源说”观点,自豪的宣布,华夏文明的起源属于“满天星斗型”,因为沱江,改变并充实了中国文化版图的轮廓。

从古人类、古遗址到古文化,沱江继续书写着传奇,在自古蜀中多才子的行列中,《汉书·地理志》赞叹,文章冠天下,相如为之师。认为汉代司马相如是四川才子们的榜样。其实,司马迁和班固的评价都忽略了更为重要的文典,万世师表孔子也问学长弘,尊师重教。

走进资中文庙,你就明白其中的缘由,中国文庙中都在大成殿中供奉孔子坐像,有的如帝王之威,头戴十二旒冕,身着十二章王服,有的如先师执教,身正示范。但在这里,塑有全国唯一的孔子立像,形象谦恭,不敢造次。原来,资中是长弘的家乡,苌弘博学多才,知天文,识气象,精音律,通历法。孔子久仰其才,专程造访,拜师问乐。长弘对“武乐”和“韶乐”的理解让孔子茅塞顿开:“武乐”为武王伐纣之乐,“韶乐”为虞舜治天下之声,两者功盖天下,但前者毕竟是渲染武战,虽美而不尽善,只有韶乐声容宏盛,“尽美”而又“尽善”,孔子释然于心,次年前往齐国,聆听了韶乐演奏,乐得手舞足蹈,“三月不知肉味”。

孔子在四川老师那里学到了乐的精髓,三月不知肉味。沱江则在远古蜀脉的流淌中达到了至味的境界,如长弘的碧血丹心,千秋万代造福桑梓。

香飘万里的滋味调和

面对中国河流的纷繁多姿,沱江把文化韵味留给了岁月,把个中滋味留给了人间。

“歌从雍门学,酒是蜀中烧”,文人喜欢把河流比喻为如歌的行板,如醉的歌谣,真正能做到如歌如醉的河流似乎只有沱江。翻开中国的美酒地图,在四川正好形成两个三角形,一个以绵竹、成都邛崃、射洪为中心,另一个以宜宾、泸州、古蔺为中心,沱江正好将两个白酒金三角从地面到地下串连起来,前者以天府平原的粮仓为基础,后者以甘泉酒酿为灵魂。沱江上游的绵竹,以唐代剑南烧春闻名,经过司马相如与卓文君的汉代当垆,再来到泸州的1573,当河流汇入长江的一瞬,已是醉意酣畅,香飘万里。

当国学大师季羡林在耄耋之年写下煌煌巨著《糖史》的时候,也许没有想到,从印度传来的制糖业,会落脚到沱江的中心内江。早在唐宋时期沱江流域开始种植甘蔗,到近代达到高峰,甘蔗种植面积占全川的70%,在内江的50万农民中,蔗农约30万,清末民国初糖房数在1200家以上,“三里一漏棚,五里一糖房”,“甜城”名不虚传。印度虽然是糖的故乡,但生产的砂糖颜色深暗,经过中国的技术将之变成了白糖,所以,印度称白糖为cīnī(意思为“中国的”),清嘉庆以前,内江“文殊会”兴起,相传,文殊菩萨的狮子吃了甘蔗排出的粪便是白糖,因而糖业界便每年在每万斤糖清或红糖中提取一定比例的费用作为祭祀文殊的开支,这便是中印文化的“糖史”在内江的体现。在抗战最艰难的岁月里,内江的糖业给了大后方人们甜蜜的支撑。

沱江之水灌溉的蔗田造就了甜城内江,沱江之泉甘冽的水质催生了酒城泸州,沱江流域地下的盐泉则形成了盐都自贡,盐都有说不完的故事,在弥漫咸美的气息里,你会感受到盐结晶的絮语,晶莹的颗粒折射出古老文明的碎片,有盐的岁月,无言的精彩,放佛诗人巴勃罗·聂鲁达行吟的诗句:盐滩上,我看到粒粒的盐,也许你并不相信,但我知道,它在歌唱,盐,在歌唱……

四川是天下人的盐,沱江是中国河的滋味,管子说:“滋味动静,生之养也;好恶喜怒哀乐,生之变也。”自然生生之养,人生百味之变,出于江又汇于江的沱江,一段轮回,无限回味。

千回百转的富饶金川

沱江的源头,是著名的鹿头山暴雨区。每年6月到9月,说不定哪天就有倾盆大雨从天而降。绵竹汉旺场在7~8月里曾经纪录到24小时降雨440.3毫米,而在川西高原干旱区,这些雨量要降一年。如果河源山区出现了暴雨中心,沱江上游支流里就会发生大洪水,但金堂峡象一道铁门槛档住了洪水的脚步,起到明显的束水作用,所以这时沱江下游干流的水量并不惊人。在干流上,常常出现上游流量大、下游流量小的反常现象。

先民早就开始利用沱江水资源了。江上自古就扬起风帆,轻舟巨舫来回穿梭,沟通物资交流的渠道,开阔交通旅行的事业,为四川社会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宋代有个转运使韩寿,为了航道的顺畅,曾经彻底地修治过金堂峡航道。此后历代都有些有识之上,组织群众,凿平滩险,整理航线,使这条黄金水道畅通无阻。

在古代,人们很早就开挖了一些渠道,引沱江水来灌田。上游平原区的湔江堰、朱李火堰、绵江堰等一系列引水工程,都是先辈治水业绩的结晶。就连丘陵区里,这种引水渠堰也并不少见。

新中国成立以后,修建了人民渠。这条引水长龙的龙头浸在彭县庆兴乡,吸的是青白江的水,自西向东横切沱江上游三支,沿途发出千支万脉,把岷沱两江的水送往平原东北部,接着穿过龙泉山,进入涪江流域,使古老的天府陆海,延伸到更远之处。

把沱江干流的水,大规模地用到农田灌溉上去,那还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事。因为沱江沿岸的田地要比江水高出60~80米,千百年来,这种田高水低的客观形势,使沿江人民望江兴叹。1967年,在金堂淮口九龙滩修成一座电灌站,把沱江水一抽34米高。到了70年代,把这里算作一级站,在更高的地方修了两个二级站,再把水提高13米,送入高田。不久,又在山顶附近建站,从二级渠道中抽水,使江水第三次提高11米。这样,九龙滩电灌站就分成三级,一共把江水提高了58米,解决了20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

水资源利用的重大项目,还有水力发电。从60年代起,在水利规划的基础上,吹起了沱江水电开发的号角。最早修建的干流电站是猫猫寺。这一电站1964年底动工,1966年7月第一台2500千瓦水轮发电机组投产运行,到1967年4月共装有3台机组,总容量7500千瓦。1981年又增加一台650千瓦机组,容量达到8250干瓦,电站开发形式是修建拦江低坝,同时利用河曲裁弯引水。拦河坝高4.5米,坝顶长324米,引水渠长300米,进水口在河曲上游,发电厂房布置在河曲下游。电站设计水头6.2米,引用流量每秒174立方米,年平均发电量接近5000万千瓦小时。

沱江历史上曾有个名字叫做“金川”,意思是液体金矿。回顾一下新中国成立以来这段水利开发的历史,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沱江,正是人们生活游憩的胜地,鱼类自由遨游的乐园,真正成为名符其实的“金川”!

文章作者:李小波责任编辑:张濛